一九六零年代是我研讀歷史時最愛的一段時間。那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所謂風起雲湧、風華絕代，太多事情與思潮並起，年輕人群起怒吼，為時代為自己的靈魂作了深刻的鑿痕。藝術也不例外，電影更在那些時日裡開始有了不同的風貌。
當時的美國正在忙於越南戰爭，國內學生豎起言論自由的大旗、倡導做愛不作戰，嬉皮與熱愛音樂的人們在烏茲塔克音樂節共襄盛舉，迷迷幻的游走現實與夢境；非裔美人也決定為自身權益站起來，公車上的一名黑皮膚女士的不讓位舉動成了黑人民權運動的開端，而後才有金恩博士在華府前慷慨激昂的「我有一個夢」全國演說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大拉鋸式時代的主軸，赤色中國文化大革命、布拉格之春等等…所有現象竄巢而出，於是乎當時候的年輕人多半嚮往叛經離道、勇於反對，追求更另類的自由。
正是如此，「我倆沒有明天」此片之中被塑造出來的「俠盜梟雄」形象之於當代年輕人一顆急欲爆衝卻又迷惘的心理恰恰搔到癢處。那時六七年上映時，雖然評價低劣、被說成有美化犯罪之虞、贊揚悲劇英雄，但劇中主角邦妮與克萊德那種不羈的反國家浪漫氣息，在當下熱衷反戰、決心抗爭的年輕人間蔚為風潮，將此精神另類效法。
於此要說說當時候的電影環境。在家家戶戶都有一台不斷播送節目的電視的情況之下，電影的票房於是開始變得慘澹起來，而五零年代開始採用的新藝綜合體(Cinemascope)寬螢幕的史詩型電影，也無法力挽狂瀾逐漸走下坡的事實。同時，美國電影從業人員發現從前他們引以為傲的兩種類型電影——歌舞片及西部片兩種電影似乎都不約而同地走向式微的命運。「我倆沒有明天」正是在這樣的情形裡頭被孕育，導演亞瑟潘(Arthur Penn)屏棄傳統好萊塢的的拍攝手法，像那時正興起的法國新浪潮取經。由六零年代中期開始，因為受到直接電影與新浪潮的影響，攝影師們開始運用長焦距的鏡頭，讓畫面的空間顯得扁平，進而可營造出軟調、模糊的輪廓。望遠鏡頭也比廣角鏡頭更為風尚。除了攝影方式的改變，剪輯也與以往有所出入，快速跳接變得流行起來。這在「我倆沒有明天」之中也可窺得。結尾這對鴛鴦大盜面臨警察的圍剿，招致不間斷地掃射行刑。這場戲包括許多鏡頭，如驚振翅膀而飛走的鳥、摩斯父親的避難、草叢的風吹草動、兩人的相互凝視，接著槍響，兩人在槍林彈雨之中狂舞，身體被轟成蜂窩。導演利用多個不同角度的特寫及慢動作來成就此片獨特的暴力美學，一切都要歸功於剪接的更上層樓。
「我倆沒有明天」為接下來的亡命鴛鴦型電影立下奠基，更和同年上映的「畢業生」及隔年上映的「逍遙騎士」共同準確描繪出當時的歷史氛圍以及年輕人矛盾、複雜不安卻才華洋溢行動力有待加強的心態呈現，而一起塑造出來的反英雄形象，也成就了未來世代創作電影的靈感線索。
一九六零，強而有力，最美好也最紛亂的燦爛時代。
